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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法培训课中展示的书法手卷的发展

  流行的各种书法幅式中最古老的是手卷,在书法培训中也可以作为活动课的展现形式来用。手卷的名称繁多,形式也各异。有的把不同书家、不同书体、不同风格的若干书法作品拼起来装裱成手卷,还有的手卷既有书又有画内容很丰富。手卷只限高度,不限长度,有多长就可以裱多长。

  《尚书·多士篇》说:“惟殷先人有册有典。”“典”字从“册”,甲骨和金文都有“册”字,像把若干条简札用两道绳子串编起来的象形字。史书记载秦始皇每天处理的简册文书要用“石”来计量。一石重一百二十秦斤,相当于今天的三十公斤左右二《汉书。刑法志》记载汉武帝时,刑律类的简册,“文书盈于几阁,典者不能遍睹”。从殷商到秦汉.简札是最主要的书写材料,由竹木削成,韦编串联,成为典册,看时展开,看完卷起.属于最原始的手卷二

  战国时代,文字的书写载体除简札之外,增加了缯帛。《墨子.明鬼篇》说:“故书之竹帛.传遗后世子孙。”《韩非子·安危篇》说:“先王寄理于竹帛。”帛书大多写于横长的纺织物上,边看边卷,也属于手卷的一种.如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《战国策》和《老子》等。

  西汉中期,纸张开始出现,1978年陕西扶风出土的西汉残纸,经专家分析鉴定,造于宣帝时期(前83一前49),但是当时的纸张十分珍贵,很少使用,即使到东汉初期蔡伦改进造纸技术之后,还不能取代简札。《后汉书·贾逵传》记载,章帝令“逵自选《公羊》严颜诸生高才者二十人,教以《左传》与简纸经传各一通”,李贤注云:“竹简及纸也。”直到魏晋时代,简牍还在使用.如卫恒《四体书势》说.师宜官“每书辄削而焚其卡付(即简札)”,但是那时纸张已开始普及,墓葬中出现大量的纸张作为陪葬.因此到东晋,桓玄下令:“古无纸,故用简,非主于敬也,今诸用简者,皆以黄纸代之二”统治者明令以纸代简,简册才被废止,退出历史舞台。

  纸张代替简札帛书,从书法角度来看,有两个好处。一是平整细腻,而且受墨,可以充分发挥毛笔的书写性能,表现各种微妙的变化,提高书法艺术的魅力。二是携带轻便,便于交流,促进书法艺术发展。东汉兴起的尺牍书法,到东晋改成纸质以后,受到书法家的普遍欢迎。《书断》记载:“张祖彭善隶书,右军每见其缄牍,辄存而玩之。”《三国志·魏书》:“昭善史书,与钟繇、邯郸淳、卫觊、韦诞并有名。尺牍之迹,动见模楷焉。”

  纸质的尺牍为了便于收藏观赏和携带交流,一般都要装裱,方法是将若干件粘贴在一起,拼接手卷样式,例如唐褚遂良的《晋右军王羲之书目》在“正书都五卷”之下注云:“共四十帖。”五卷一共粘贴了四十件作品,平均每卷八件。再如流传至今的唐代《万岁通天帖》,就是一件由尺牍拼接而成的手卷.其中包括了王氏一门七人的十件作品。

  尺牍拼接成手卷之后,为了标识其中的内容,卷外都要加帖。帖字从巾为形符,从占为声符,古文从占为声的字多含小义,如“默”、“沾”、“拈”、“店”、“站”、“钻”等,可见帖的字义是小布片。其用处是什么呢?《说文解字》云:“帖、帛书署也。”就是手卷的标签题署。至于题署的名称,由于多件尺牍内容不一,无法用一个中心词来概括,因此一般就以第一件尺牍的开头两三个字来命名。唐张彦远《右军书记》云:‘《十七帖》者,以卷首有‘十七日’字,故号之。二王书后人亦有取帖内一句语稍异者标为帖名,大约多取卷首三两字及帖首三两字也。”

  晋以后,大量文人参与书法创作,他们能书会文,在尺牍书疏的基础上,自作诗文,用横纸书写,装裱成卷子,成为手卷的典型,流传至今。典型手卷有两种形式,一种是乌丝栏卷面,另一种是空白卷面。乌丝栏卷面上有用朱砂或墨笔画出纵向界栏,这种界栏早在汉初的马王堆帛书中就有,如果再往上追溯,一行行的界栏形似一条条简札,完全可以看作是简册形式的变种。界栏的作用是方便抄写,保证字形大小相差不多,每行轴线比较竖直,每行间距大致相等。这样的作品一般属于文本式的,便于阅读,主要流行在晋唐时代。例如,宋人认为《兰亭序》原本是写在乌丝栏卷面上的,郑樵《负暄野录》说:‘《兰亭序》用鼠须笔书,乌丝栏茧纸,所谓茧纸者,盖实绢帛也,乌丝栏即是以黑白织其界栏也。”黄庭坚称赞杨凝式的书法说:“谁知洛阳杨风子,下笔便到乌丝栏。”这里的乌丝栏就指《兰亭序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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